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而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础。

 

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席大大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近几年，我国生猪种质资源保护问题备受关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现状？我国生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取得了哪些成效？如何破局生猪种源“卡脖子”现象？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进行了专访。

 

作为长期研究生猪养殖的顶级专家，印遇龙被外界亲切地称为“养猪院士”。如何通过科技让农民朋友“养好猪、好养猪”，40年来，他念兹在兹，无日或忘。他带领团队采用先进的遗传育种技术，科学的饲料营养，高效的种养结合模式，让优质生猪生长更快，并保持原有的风味和品质。同时，他不断改进生猪养殖方法，帮助更多农民靠养猪发家致富。

 

印遇龙向记者坦言，“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把民族种业做大做强，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蔬菜、畜禽等农产品安全。”

 

 

印遇龙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国生猪养殖进一步向集约化和智能化发展

 

NBD：作为长期研究生猪养殖的顶尖专家，能否请您谈谈近些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您如何评价这些成就？

 

印遇龙：近些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正在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首先是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对我国养猪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同时也使我国养猪业整体生物安全水平得到大踏步提升。

 

其次，养殖规模由小户、散户进一步向集约化和智能化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养殖模式，现代化、智能化设施设备更多地应用到了养猪产业。

 

三是育种方式正在由传统育种向传统育种与现代育种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使育种的遗传进展明显提速，而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又使育种变得更加精准、便捷与可控。

 

此外，低蛋白日粮技术得到一定应用，在促生长类饲用抗生素禁止应用的背景下，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取得一定成果，今后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仔猪腹泻问题是我国养猪业的重大难题，我们针对仔猪营养性腹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解析了其发生的内在分子机理，构建了仔猪营养腹泻及肠道稳态失衡的诊断方法和干预手段，为实现我国生猪健康养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业也取得了很多亮眼成就：外来品种的本土化选育进一步加强，国家实行了新一轮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性能测定数据不断增加，遗传改良效果明显，本地品种的种质创新利用卓有成效，培育出一些新品种或配套系。比如2012年8月，湘村黑猪通过国家审定，并取得新品种证书；2020年1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第381号公告，湘沙猪正式成为新配套系。同时，多个优质地方猪品种也在进行新品种（配套系）培育工作，例如通城猪、湘西黑猪等。另外，在基因编辑方面也取得多项成功。

 

生猪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正处于加快推进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提高地方品种猪的瘦肉率、生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助推生猪产肉增效，打造具有特色的地方猪品牌；利用地方猪和外来良种猪培育优质猪新品种或配套系，这都是满足国家发展重大需求的必由之路。

 

因此，大力打造我们自己的种猪体系，不断创新精准营养、精准育种和智能化养猪是未来养猪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推动我国生猪业赶超国外先进水平的重要手段。

 

做强生猪种业需从三方面入手

 

NBD：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大国，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您认为应该从何处破局？

印遇龙：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是缺少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培育猪种，传统育种技术的遗传改良速度慢、周期长，优异地方猪种质资源利用不充分而且可利用群体小，数量少；其次是地方品种猪的饲料转化效率不高；三是缺乏对育种的长期投入。

要破解这一难题，我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对外来的杜洛克、长白、大白猪等持续进行本土化选育，并且注重应用新技术，如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的应用。要建立国家级的种公猪站，因为公猪的影响面较大，在当前防控非洲猪瘟仍面临一定压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是对地方品种进行种质创新，着重提高地方品种的饲料转化效率以及扩大纯种群体规模。

三是应用全基因组育种新技术，挖掘地方猪优良肉质和抗逆性（耐粗）的优异基因，以地方猪种为育种素材培育新品种。

总之，要加强育种新技术应用和育种效率的提升，还要完善种猪商业化育种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生猪种业自主育种能力，引领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NBD：生猪种业作为国家种业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您怎样看待目前我国生猪种业发展情况？近年来，我国生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印遇龙：我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猪种质资源，不仅有世界上主流商业化猪品种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种猪资源，更有大量独有的地方品种资源，种猪供给立足国内是有保障的。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相对完善的育种体系。自2009年启动实施第一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遴选了98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和7家服务于核心场间遗传交流的种公猪站，覆盖全国24个省份；组建了15万头的核心群，累计收集品种登记数据近900万条、有效性能测定数据700万条。建立了以场内测定为主的生产性能测定体系，组建了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定期发布种猪遗传评估报告，指导企业科学选育。

与此同时，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地方遗传资源和引进品种为素材，培育了多个新品种、新品系及配套系。建立了基因组选择平台，建成了国家级保护地方猪品种DNA特征库。区域性联合育种实体企业相继成立，在开展实质性联合育种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改良种用猪月度进口数量

如图示，今年以来我国改良种用猪进口数量明显减少

 

这些措施为我国生猪种业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杜洛克猪、大白猪和长白猪的重要经济性状遗传进展获得提升，基本形成了持续改良、稳步提升的良性循环。近十年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群比例不到10%，少量进口主要用于补充资源、血统更新以提高性能。

 

改良种用猪月度进口金额

我国改良种用猪进口数量明显减少的同时，进口金额也大幅降低

在我国生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目前已完成全国遗传资源的普查，发现了一些新品种，猪的地方品种从以前的73个增加到83个；而且，我国近年来又培育了一些新品种、新配套系。

比如我们团队的吴买生研究员培育了湘沙猪配套系，还有一些正在培育中，如湘岭猪的培育已进入到第三世代，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培育的广益黑猪正在准备审定材料；我们在云南澜沧县培育的澜沧黑猪已完成10个杂交组合试验，下个月就要进行3个杂交组合屠宰试验。

另外，我们进行了宁乡猪和桃源黑猪的基因编辑，获得MSTN基因编辑桃源黑猪新素材，其瘦肉率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国内其他团队也进行了新品种的培育，如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培育出龙民黑猪配套系，江西农业大学等培育出山下长黑猪新品种，中山大学等培育出壹号黑猪新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猪新品种全产业链开发也取得了较大成效。生猪育种科研与产业化发展相辅相成，以湘村黑猪为例，在培育过程中，通过自主育种、规模养殖、专用饲料、精深加工、冷链配送和品牌营销等举措，形成了品种优良化、养殖规模化、生产标准化、营销品牌化的全产业链条及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品种培育与推广机制，在北上广深等高档次猪肉消费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行业标杆。

印遇龙院士在宁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查看宁乡花猪 新华社发

 

 

建议部署生猪种业自主创新重大科学工程

NBD：要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本地猪种，需要对本地猪种进行改良，您认为目前制约我国生猪品种改良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印遇龙：目前，我国在育种新技术、方法应用和育种效率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提高种猪生产性能的国际竞争力。

 

2009～2020年进行的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基本建立起了良种繁育体系，但育种基础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基因组选择、表型组智能测定等关键技术应用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疫病净化不到位等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制约我国生猪遗传改良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缺乏能长期坚持育种的育种基地或者育种场。因为育种有长期性，而且育种成本高、见效慢，在这方面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

 

其次是缺乏灵活有效的体制和机制。比如在育种人才培养方面，要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育种企业的人才培养渠道，要构建人才的合理流动机制。

 

此外，在新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当前包括全基因组选择等新技术已得到一定的应用，但还不够，与选种、选育脱钩严重，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应用力度。

 

NBD：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猪种业向前发展，您还有哪些建议？

 

印遇龙：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国际生猪育种的竞争就是商业化瘦肉猪育种效率的竞赛。要通过部署生猪种业自主创新重大科学工程，加强生猪种业基础研究和育种技术创新和应用，培育出生产性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门化品系和优质种猪十分必要。

 

因此，我建议国家布局种业工程重大项目，开展种猪主要性状形成机制等基础研究，发掘优异基因资源；研制并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低成本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创新并推广数字化育种、全基因组育种等关键育种技术体系；突破基因编辑、基因设计育种、干细胞育种等原创性技术，定向创制新的种质资源，完善现代生猪良种繁育体系。

 

另一方面，地方品种是研究猪性状遗传基础的重要资源，是开展新品种培育的重要基因宝库，要加强对地方猪种的开发和利用。总体目标是以地方猪遗传资源为素材，培育特色品种，充分满足多元化市场消费需求。有目标地针对一些地方猪种开展选育、杂交利用等研究工作，提高地方猪种的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益；将主流瘦肉型猪品种的培育与地方猪遗传资源结合，培育优质抗逆新品种。

 

同时，要建成完善的种猪商业化育种体系。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品种审定的要求，培育一个猪新品种需要纯种基础母猪1000头以上，这需要科研机构和企业深度合作，培育壮大育种主体。

 

此外，还要完善种质创新与推广后补助政策，支持生猪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要借助猪场数据管理系统，依托基因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化测定等最新数字化技术，引导育种企业系统收集、利用扩繁群和商品群性能记录，加快建立不同层次的全产业链、大数据育种平台。

 

 

中药材对生猪健康养殖能起到明显的效果

NBD：您曾多次向主管部门建议，在乡村振兴当中，一定要鼓励农民养猪，通过散户养猪发展家庭养殖业。您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与目前倡导的推动生猪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是否矛盾？

印遇龙：中国有6亿多农村人口，农村很多家庭都有养猪的习惯，鼓励农民多养猪、养好猪，这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很重要。

实际上，散户养猪与目前倡导的推动生猪规模化和集约化并不矛盾。

在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养猪场可以养外来良种猪，因为外来良种猪对疫病的防控要求更高。

印遇龙院士认为，规模化养猪场可以养外来良种猪，家庭以养地方猪为宜 新华社发

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可以养地方猪，也可以养外来良种猪和本地猪杂交的杂种猪，因为地方猪或者含有地方猪血缘的猪适应性和抗病性相对强一些。但要注意环控，以及是否符合当地产业政策。

NBD：养猪最大的风险就是生猪疫病。我们注意到，您带领的团队研究将中草药提取物发酵之后应用于预防传染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印遇龙：2019年7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明确提出退出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也就是说禁止使用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

抗生素的滥用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比如长期使用抗生素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甚至导致出现超级细菌，所以当前迫切需要一些新材料来替代抗生素支持可持续的生猪养殖。

我们的许多实验表明，用中草药及其提取物作为添加剂养猪是很好的，能够有效减少仔猪腹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猪肉品质。

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中草药的提取物对预防仔猪腹泻效果极其显著，比如日粮中添加迷迭香、百里香粉、植物精油、金银花提取物、牡丹皮等，均可有效降低仔猪腹泻率。

NBD：用中草药发酵技术养殖的生猪肉质究竟好不好？有没有一些相关数据跟我们分享一下？

印遇龙：用中药材喂猪，可以提高它的瘦肉率，改善猪肉的品质。中草药发酵技术养殖的生猪肉质到底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我们有数据支撑：

一是饲料中添加中草药可改善猪肉品质，在生长肥育猪饲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陈皮，有利于提高猪的生产性能，改善胴体品质，降低背膘厚度。

二是在配合饲料中添加松针粉，可以提高生猪生产性能、猪肉品质和瘦肉率。

三是桑叶替代麦麸（9%的添加量）对湘村黑猪胴体性状影响的研究表明，肌苷酸（mg/g）从2.22提高到2.59，差异显著。桑叶中富含黄酮物质，通过处理能够显著改善生猪的肠道菌群，同时增加粪便丁酸含量，从而提高肉的品质。